1919年1月18日，巴黎和会正式召开。法国总理克雷孟梭决定在1817年德国皇帝威廉一世加冕仪式的纪念日举行和会开幕式。在法国外交部豪华的钟楼里，和会主席庞加莱向与会代表讲话，他说：“你们手中掌握着未来。”

这句话现在听起来，非常耳熟。

2009年12月7日-19日，丹麦首都哥本哈根重新凝聚了全世界的目光，这次会议无论从参与人数、规模、复杂程度还是受重视程度来看，都达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只不过这次政治家要面对的，不是战争，而是气候。

在哥本哈根会议之前，虽然很多人都预计到会议进程的艰难，但各界对于会议的结果都抱有很好的预期：全球性的参与、协商，任何国家都有权发表自己的意见，然后通过艰苦激烈的讨价还价达成一个协议，达到共赢。本次会议也因此被喻为“拯救人类的最后一次机会”。

但是在激烈的交锋过后，大会最终达成不具法律约束力的《哥本哈根协议》。这份在欧盟看来“聊胜于无”的成果，显然与公众的期望存在巨大的落差。

我们真的失去了最后一次机会吗？我不那么悲观。

解决争论、达成共识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更何况讨价还价和集体谈判是在多达192个国家之间进行，而且，在减排的背后，不同国家的潜台词都是不同的——发达国家希望控制下一轮低碳经济的制高点，发展中国家希望继续得到发展的保证，而那些海岛国家和非洲国家，却是为了自己的生存。

在历史上，巴黎和会一直被打着失败的标签。毕竟，这一长达6个月的国际会议，以制造和平为最大目的，但最终的结果却是为一场更大的战争打下了伏笔。

但是从历史更长的视角来看，巴黎和会也有其特殊的意义。它的过程和随后的结果，其实清楚地说明了一个事实——在面对一个共同问题时，各国政府形成共识的时间和付出的代价都要超过我们的预期。

例如国际联盟及其盟约，是巴黎和会主要的成果之一。为了照顾各个国家、各个利益团体，国联最初拟定的盟约已经非常仔细，除了各国关系和处理战败国的条款、成立国际法庭、支持红十字会发展外，甚至还包括了中产阶级改革派、左翼各党派及工会向往已久的内容——8小时工作制。但是，各国还是不断地提出自己的要求，法国人想增加有关军事力量的内容，日本人希望引进一条颇具争议的有关种族平等的条款，德国前殖民地和奥斯曼帝国托管问题也未解决，同时还要巩固美国对美洲政策的复杂的门罗主义……

玛格丽特·麦克米兰——巴黎和会主要参与者英国首相劳合·乔治的曾孙女，在她的《大国的博弈——改变世界的180天》一书中写道：“一提到国际联盟，就会使人想到严肃的资本家、盲目的自由主义者、无用的决议、徒劳的调停任务以及失败：1931年满洲战争爆发、1935年的埃塞俄比亚，最具灾难性的是一战结束近20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即爆发。……1946年国联正式宣布解体，其实，1939年它就已经名存实亡。”

在国联的最后一次会议上，创始人之一的罗伯特·塞西尔勋爵问自己：“难道我们20年的努力真的白费了吗？”他的回答是：“国联是一个伟大的实验。”在几十年后，麦克米兰也同意他的观点，她认为国联的重要意义在于，既认识到国际关系的变迁,又为将来下了赌注。

哥本哈根的会议，其实也是这样。它只是过程，不是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