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经济学家都建言当下，但大多数人的依据是过去。只有极少数的天才，他们想清楚了未来，在此基础上评论现在，因为他们站在别人不曾达到的高度和角度上，所以没人相信他们。但时间会证明他们曾经的预言，大师就是这样诞生的。

当20世纪20年代开始的时候，没有人认为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会成为可以和亚当·斯密比肩的经济学大师，没有人相信他会有和马克思同样多的追随者，没有人预见到他会成为“资本主义的救星”。在人们的眼里，他只是一个任性的英国官僚，在他并不在行的经济学领域信口开河。

1919年，巴黎和会重新划分了一战后的世界格局。作为英国财政部参加巴黎和会的首席代表，凯恩斯竟不可思议地把屁股坐在了德国一方。在他看来，对德国过于苛刻的赔款要求将让世界自食其果。在痛打落水狗、坐地分赃、品尝胜利果实的当口，谁会在意一个官僚“故作玄虚”的论调呢？这不是“英奸”才会有的立场嘛？无人搭理的凯恩斯愤而辞职，郁郁寡欢地回到母校剑桥任教。几个月之后，凯恩斯用一本书来推论给德国太强的赔款压力将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这本《凡尔赛和约的经济后果》是凯恩斯以经济学家身份登场的第一本著作。

凯恩斯在书中指出，《凡尔赛和约》向德国人索取400亿美元的战争赔款，要这么多钱不仅是不道德的，而且也是反常的。德国人就是愿意付这笔钱，他们也不可能付得起。如果硬要索取这笔钱，将这笔债务强压在德国人头上，那么，就可能会酿成一场因绝望而发生的革命。那样不仅会毁了德国，而且会毁了其他国家。此举无疑就像在掘现存经济制度的墙脚，势必破坏世界的社会秩序。

十几年后，当德国的坦克开进波兰的时候，不知道是否会有政治家们记得凯恩斯的谶言？但后人记得。在《纽约时报100年》这部《纽约时报》上个世纪100年重要文章的精选集中，编辑选择了一篇书评作为20世纪20年代的开始。在1920年2月29日，《纽约时报》书评版上发表的这篇文章，由一位当时名声显赫，现在无人所知的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教授查尔斯·唐纳撰写，文章题为“凯恩斯先生对和平条约攻击的错误和弱点所在”。

除了对于凯恩斯给予德国的“同情”冷嘲热讽外，这篇书评还着重反击了凯恩斯在书中所持的另外一个观点——协约国应该取消相互之间欠下的因战争而发生的债务。凯恩斯说：“在我看来这将对世界的繁荣产生重要作用。英国和美国是有关的两个主要国家，他们如果可以这么做，那就说明他们具有远见卓识的治国之才。”

作为一名美国教授，对于凯恩斯的建议，书评作者当然无法苟同，因为这牵扯着美国100亿美元的债权。这100亿美元正是美国战争红利的重要组成部分，凯恩斯想慷美国人之慨，岂能容忍？教授在用数千字对凯恩斯进行批判之后，在结尾写下了颇具主流意识的精妙结尾：“《凡尔赛和约》并不完美。但由于该条约是为了将数亿因战争而有辱人格地臣服于德国、奥地利、俄罗斯以及土耳其的人们解放出来，因此它无疑是人类历史上一份了不起的文件。这一事实至少是一个可使之罪名减轻一些的情节。”

作为一个评论家，在文章的末尾抛开具体的争论，而给出了一显而易见的正确结论，显然是一个高招。

但历史会忽略细节，直指问题核心：凯恩斯到底说得对不对？

80年后，《纽约时报100年》的编辑为这篇书评加了这样的编者案：“以一本书拉开一个年代的序幕，这种情况非常罕见。这本书（《凡尔赛和约的经济后果》）准确地预见了是什么不久将大错特错，并把世界带入苦难之中。然而20世纪20年代就是以这本书开始的。对即将成为本世纪最著名的经济学家凯恩斯而言，《凡尔赛和约》就是一张灾难处方。极少有书像这本一样获得如此巨大的关注，并被事实证明非常正确。但是当时的政治领导人却未对他的观点予以重视。”

如果，历史按照凯恩斯的观点重新演绎一遍呢？美国免除了法国和英国的战争借款，然后协约国也自然降低对德国的赔款要求——于是德国不会发生后来的通货膨胀，德国的民怨也就不会沸腾，纳粹党就不会有那么广泛的群众基础，“啤酒馆政变”也不一定能够发生，希特勒也就没有机会体现他卓越的演说才能，纳粹和希特勒就不会上台。由此，第一次世界大战就可能是世界上唯一一次世界大战，全世界的历史完全会被改写。但历史如果真的按照凯恩斯的指令改变方向了，那么凯恩斯不会被记住，也不会成为大师，被记住的是那些执掌乾坤的政治家。

一直以来，人们都是在付出惨重的教训之后，开始依稀回忆起先知曾经发出的孤独呐喊。有了《凡尔赛和约的经济后果》一书的铺垫，当1936年凯恩斯的代表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发表之后，引起的就不再是一场波澜而是一场经济学的革命。凯恩斯的理论一反自18世纪亚当·斯密以来尊重市场机制、反对人为干预的经济学思想，主张政府应积极扮演经济舵手的角色，透过财政与货币政策来对抗经济衰退乃至于经济萧条。凯恩斯的思想不仅是书本里的学说，也成为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世界性经济萧条时的有效对策。他的这些思想为政府干涉经济，以摆脱经济萧条和防止经济过热提供了理论依据，创立了宏观经济学的基本思想。二战后，他的思想更是被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所接受，构筑起资本主义社会繁荣期的政策思维。

凯恩斯是这个世界上极为罕见的、含着金钥匙出生，并且用这把万能金钥匙打开了他遇到的所有锁。1883年6月5日，凯恩斯出生在一个大学教授的家庭。他的父亲约翰·内维尔·凯恩斯是剑桥大学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教授，他的母亲是一位成功的作家和社会改革的先驱，曾担任剑桥市市长。

1902年他以数学、历史和英语3项第一的成绩毕业于伊顿公学，然后成功考取剑桥国王学院（剑桥大学）的奖学金。毕业后，他曾经在英国财政部印度事务部工作，担任过剑桥大学皇家学院的经济学讲师，创立政治经济学俱乐部；并因其最初著作《指数编制方法》而获“亚当·斯密奖”，成为英国财政部巴黎和会代表。二战后，凯恩斯出席布雷顿森林联合国货币金融会议，参与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即世界银行)和关贸总协定(世贸组织之前身)等机构(它们构成了所谓的“华盛顿体系”)的组建工作,是当今世界经济秩序的主要奠基人之一。

作为凯恩斯一生的学术对手，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这样评价凯恩斯：“他能够同时做无数的事情：教经济学，组织芭蕾演出，搞金融投机，收藏绘画，开办投资信托公司，为剑桥学院筹集资金，还是一家保险公司的董事，实际经营着剑桥艺术剧院，关心旅馆提供的食物和酒水这样的细节问题。”这番颇具醋意的评价，不知是有意无意，还忽略了以下一些重要信息：凯恩斯同时是一个双性恋者，先后和男人或女人恋爱并生活在一起；凯恩斯十分善于言辞，文笔也很出色；除了写书和教学，凯恩斯几度左右英国的经济政策制定，并直接影响罗斯福和希特勒的经济政策。

作为一名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的名字却和美国总统罗斯福紧密联系在一起。普遍的看法是罗斯福新政正是凯恩斯主义的实践场。虽然凯恩斯的大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1936年才发表，但凯恩斯的基本思想在20世纪20年代就开始通过他的论文和专栏深刻影响了罗斯福智囊团里的年轻学者们。尤其是在第二次新政期间，罗斯福的一些主要顾问多数是凯恩斯主义者——有的人转而相信凯恩斯主义，有的人则具有与凯恩斯类似的见解。

另外一种看法是，凯恩斯是否影响了罗斯福新政是一笔糊涂账，但他肯定影响了希特勒。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正和希特勒短期内提振德国经济，壮大德国实力的诉求合拍。凯恩斯真正帮到的是希特勒。

凯恩斯的出现，不但挽救了资本主义，也挽救了社会主义。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本质上就是凯恩斯主义的亚洲版。

从战后一直到现在，经济学家们其实只能站成两队，要么站在亚当·斯密后面，要么站在凯恩斯后面。显然，经济学家里站在亚当·斯密一派的人要多得多，但真正能对政策产生影响的一定是站在凯恩斯后面的人。显而易见，如果政府不能对经济进行有效的干预，那么和平世界里还要政治家干什么？每一个政治家基本上就是一个天生的凯恩斯主义者。

其实，世界经济发展到今天，凯恩斯主义和古典经济学原理已经如同和面的过程——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这思想、那主义的，最后还是决定于谁是和面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