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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后媒体人Alexa Peters在《西雅图时报（Seatle Times）》工作，看到传统媒体里依然存在的种族歧视、性别不平等等问题，除此外，编辑部里存在着守旧文化，新老编辑观念持续碰撞。工作过，争取过，Alexa最后选择离开。现在的Alexa是一名自由撰稿人，为《西雅图时报》、《华盛顿邮报》、Leafly、Thrillist、Amy Poehler’s Smart Girls等媒体撰写音乐和文化版的稿件。

事情起源于今年五月的一次网络交锋，90后记者Tilia Jane在Twitter上向《西雅图时报》知名记者Mike Rosenberg请教问题。聊到西雅图的生活成本问题时，话题走偏，Rosenberg在私信里对Tilia进行言语性骚扰。

事后Rosenberg表示，这只是一条手滑发错的信息，但Jane并不买账，决定在Twitter上曝光，要求《西雅图时报》进行彻查。事情似乎到此暂时告一段落，这只是#Me Too万千案例中的一个，有媒体如Crossvut在持续跟进，《西雅图时报》官方也表示会调查。

这件事勾起了Alexa的记忆，在《西雅图时报》担任资讯助理和数字主页制作人时，她看到类似的强权文化并不鲜见，这直接导致了当时27岁的Alexa选择离开，成为一名自由职业记者。

old school vs. new school 千禧一代的困境

Alexa的选择不是个案。

在美国，放弃进入媒体业的千禧一代，尤其是千禧一代女性的比例高得惊人。2017年，《每日野兽报（the Daily Beast）》报道过6位顶尖新闻专业毕业学生放弃媒体工作的故事，纵然薪资是其中关键，但也并非唯一原因。代际分化和守旧的编辑部文化让这些新的媒体人望而却步。

讨论这个话题之前，自然不能回避媒体业的困境：数字时代，纸媒盈利空间大幅缩减，或者被收购，或者主动裁员。这直接推动着纸媒拥抱互联网，甚至重新定义媒体这门生意。以《西雅图时报》为例，为了应对数字媒体冲击，公司在2008、2012和2016-2017年度进行了三次大规模裁员和并购。从2016年到2019年4月，《西雅图时报》的员工从178降至145。

这自然也打击了员工的士气，人人自危，害怕和崩溃的情绪在编辑部蔓延。老媒体人紧守着过去所学，新记者们却要在一个快速变化又不断收缩的行业里不断学习。

《媒体业消失的一代：新闻编辑室的溃败》一书作者Scott Reinhardy认为：新一代媒体人在努力探索媒体业的方向和文化，但我并不能说，新生力量从老一辈那里得到了足够多的指导，毕竟，老一辈们忙着要给新人灌输既定的规矩和任务。

数字媒体和纸媒、年轻一辈和老一辈，这些冲突和分化由来已久。2010年，23岁的Alexandra Hazlett进入《纽约每日新闻（New York Daily News）》，看到这种固化的冲突导致双方剑拔弩张，拉锯感令人无法忍受。“数字媒体正在重塑编辑部文化，年轻人受到的挑战在于，那些司空见惯、自然而然的互联网内容，对老一辈来说却陌生无比。”

技术的进步刺激着代际分化的进一步加深，吊诡之处在于，无论哪一方都无法保证自己是对的。Hazlett的前同事Joyce Chen提到，编辑部里一度被彼此互不信任的氛围笼罩着，“传统媒体人认为新人不懂什么叫‘好报道’，他们质疑‘你怎么写一篇重磅新闻？你有没有问对问题？有没有找到5个不同的信源？’但与此同时，他们又要让年轻人们有网感，适应互联网写作和报道。”

Alexa也在《西雅图时报》看到类似的情形。数字订阅用户的增加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高层推动，这个过程中，60后和70后老记者们只能努力适应新节奏。他们不懂社交媒体，质疑擅长数字化生产的年轻团队的目的和建议。很多时候，他们也不懂如何利用技术提高生产效率，甚至，还有人用着上世纪的手机。

与此同时，新一辈们把大量时间耗在电脑前，做着所谓内容“管理”的工作，离真正的报道、写作和编辑越来越远，但后者才是他们进入媒体行业的目的。

各自拥有对方所需的技能点，但代际分化导致两代媒体人难以互相交流，实现彼此融合，这也导致了孤独和不满情绪，编辑部里如死水一般，甚至把这种情绪带进了报道中。

读懂用户，首先要留住新人

传统媒体正在尝试用新故事吸引数字用户，推动数字订阅增长，也尝试留住千禧一代的新兴媒体人。从这几年文化类报道的变化中可以看出这种趋势。

举个例子，虽然这些年参加现场音乐节的年轻人占比越来越大，纸媒上的相关报道和评论却越来越少见，所以有纸媒调整了方向，关注年轻人的爱好，但代际差异导致了更大的问题。如果去读一读《西雅图时报》的艺术和文化版报道，你可能会以为，我们生活的不是同一个星球。

2015年，《西雅图时报》在报道Flavr Blue乐队主唱——一位亚洲女性时，称其为Macklemore（白人说唱歌手）的助手，赤裸裸的性别歧视和种族主义激起乐迷的不满。官方很快公开道歉，但编辑似乎也没吸取教训。第二年，体育版在报道海鹰队队员Marshawn Lynch的退休时，形容他的沉默寡言为不够“优雅”。2018年，说唱歌手Kendrick Lamar的现场被形容为“巨蟒吞噬的气势”，“（巨响）像一辆兰博基尼沿着Crenshaw大道轰鸣而来。” 

男性白人记者们总是如此带着自以为是的傲慢在写作，最好的情况下只是让人不快，最差的情况下，则是明显的种族歧视。年轻一代可不会就此接受。

《西雅图时报》某次就编辑部多样化的议题召开全体大会，为数不多的少数族裔里，一位千禧一代女记者发言时明显身子微微颤抖，她发现自己看过的一些报道中，明显带有歧视。

一位年纪稍长的男性白人编辑认为，她得多说一点，而不是第一时间进行自我教育，或是提高自己在这方面的意识，但后者恰好是年轻人们在工作中所寻找的“包容文化”。

Brooking报道中提到，千禧一代中有44%是少数族裔，是美国历史上少数族裔比重最高的一代。福布斯的报道中分析到，这代人会尽最大可能去争取多样化的公平，哪怕薪资因此缩减。所以，这些措辞不当的报道很影响个体感受，也因此打击了他们进入传统媒体的意愿。

记者JT Arowosaye写到：年轻用户必然是未来阅读和消费的主力，如果媒体业想要吸引这批人，需要对编辑部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首先便是招募新人，认可年轻人的价值，尊重这代年轻人，因为他们最了解如何和千禧一代们建立稳固的联系。

这些抱怨情绪的确在新闻业的池塘里激起了一些涟漪。Alexa在纸媒工作时见到不少同事会加班辅导其它同事学习数字化技能，也努力鼓励多样化。多样化力量小组逐步成型，形成了导师制，针对社会化话题的内部读书会也组建完成，有更多少数族裔加入编辑部。

改变过时的组织架构

可以说，这些行动都是在千禧一代和少数族裔群体的努力下被推动的，在这个过程里，他们常常因为监控报纸的社会化意识感到崩溃。不过，对于千禧一代而言，仅满足于多样性配置依然不够，最终需要落到管理上。

主唱事件之后，编辑部里也在呼吁改革，管理层迫切要求改变现状，态度坚决，行事积极，招聘了更多有色族裔，《西雅图时报》一位匿名员工表示，锐意改革之后，大批优秀年轻人加入编辑部，不过，其中也有不少人失望而去。

此外，编辑部里的组织化管理风格，鼓励过时的组织架构，使得年轻人的价值得不到发挥，打压了他们的才能。

比如，公司认可一种超男性化的气质——“证明自己”，这只会保持现状，无法让年轻人得到锻炼，尤其是，男性们受益于此。根据女性媒体中心发布的《2017年，美国媒体的女性地位》报告显示，在纸媒、网媒、电视等渠道上，男性得到的署名权和其它权益达到62%。

毫无疑问，这样的媒体对千禧一代女性不会有太大吸引力。哈佛尼曼实验室在2018年年末的报道中提到，“行业顽固守旧，管理和支持力度不够，成长机会较少，我们正承担着年轻一代媒体人的流失风险。”

去年11月，27岁记者Stephanie Butzer本考虑进入《丹佛邮报（Denver Post）》，但看到裁员30人的消息后改变了主意，因为“不想踏上一艘正在下沉的大船”。28岁的Kassondra Cloos也有类似的想法，原来在《每日新闻纪事》工作，迫于低薪和巨大的学业贷款，加之不够灵活的工作时间，Kassondra最终放弃“铁肩担道义”的梦想，选择自由职业。

更直接的原因来自于编辑室的文化：一名男性记者告诉她，从一位管理者那里得知，女性永远不可能当上罪案报道的记者，因为这注定是一份男性的工作。对于一名22岁的女性来说，很难接受这个消息，“得不到一点鼓舞。”

Alexa也有类似的经历，在《西雅图时报》工作数月后，Alexa自认为展示了足够的热忱，技能上得到提升，做过很多采访，但接连申请三份正式工作都遭到了拒绝，她最终决定离开。

Alexa问过领导，自己是否可以申请报道奖学金，上头认为她“不合格”，“如果想从兼职转正，必须重新回新闻学院学习”。在考虑是否接受建议时，一位男记者告诉Alexa，他从没去过新闻学院。

花了两周时间准备，Alexa决定当一个自由撰稿人，更加勤奋投入工作。之后便是工资翻倍，幸福感和安全感得到提高。一切都预示着一个好的未来，但并不一定是在媒体业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