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压力是十分现实的。从金融危机之后，由于强有力的刺激政策和改革开放20多年来生产能力和社会财富的积累，中国经济经历了数年高歌猛进的时期。在大多数经济领域，产能的增长速度超过了本土消费者的消费能力，加上全球性的经济衰退导致的购买力下降，生产周期性过剩的特征十分明显。

在所有有关美国1930年代大萧条解释的理论中，有这样一种说法：“经济危机是一种周期性现象，如果早几年来临，汽车业和建筑业的发展潜力足以使经济快速复苏，而如果经济危机晚来几年，后起的新兴工业也有助于使经济快速复活。但危机恰好在1929年爆发，汽车和建筑业无力帮忙，新兴工业(航空、实话、塑料、电子、食品加工等)又来不及帮忙。

如果这种说法成立，那么应对之策就是让投资向新兴工业倾斜。”这是经济学家迈克尔 伯恩斯坦在其《大萧条》一书中的核心观点。

中国经济现所面临的问题和1930年代的美国有一定的相似性，同样面临大量的产能过剩。但从各方面的因素分析，中国产生类似美国1930年代的长时间的深度衰退的可能性很小，那些等着看中国经济“硬着陆”笑话的人肯定会再一次失望。

之所以对中国经济保持充分信心的来源有一下几个方面：

• 第一是人口的因素。

从2013年开始中国劳动力人口供应出现拐点，之后就业人口连年减少。三十多年前制定的人口政策虽然对远期的中国经济可能产生负面影响，但从眼下中国面临的转型期来看，则利大于弊。而在1930年代的美国正是劳动力供应的高峰期，所以大萧条最大的特征就是导致失业的急剧增加。

由于适龄就业人口减少。一些重化工行业去产能形成的失业就是结构性的，可以通过转岗培训、异地就业等方式逐渐消化。在社会就业总体保持稳定的状态下，社会就不会发生全国范围内恐慌性的消费和投资的缩减，也就不会形成产能过剩——企业破产——员工失业——消费降低——企业破产的恶性循环。

• 第二是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服务业的快速发展，超出了人们的预期。

中国互联网和服务业的结合看上去虽然缺乏科技含量，但商业模式创新的速度和潜力爆发性增长。这股由互联网行业、互联网人才和互联网思维所引领的对传统服务业的改造十分迅速。大量具有高学历、高素质的人才因为带着“互联网”的光环，而义无反顾的进入以前他们根本不可能看上的服务业。服务经济的快速增长会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由于重化工行业下跌所带来的缺口。

• 第三是中国高科技和高端制造业已经形成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并且这种竞争力存在于多个领域，不会因为某些外部环境的变化而遭受全面的影响。

在中国重化工业遭遇产能过剩的同时，以通信、轨道交通、核电、装备制造、航空为代表的科技和高端制造行业已经具备了全球竞争力。这些产业即服务于国内又具有国际竞争力，其总体体量庞大，增长速度很快。

• 第四是中国幅员辽阔地方发展差异、城乡发展差异大，这种特征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缓冲机制。

尤其是东部沿海、中部、西部和东北，无论是经济结构还是人口结构都有着极大的差别，这种差别甚至超过了很多国家之间的差别。因此发生在某个区域内的经济危机未必会直接传到到全国，而且区域性的问题也容易在全国范围内消化。

总体来说，我对中国经济的信心来自于以上几点，最核心之处在于，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会在较短时间内由于重化工业下滑形成的缺口。对于中国经济的复苏的观察，需要一点时间。这个时间其实也并不很长。